分享：铜器时代起源以来中西文明的海外拓展特征

1.   铜器和铁器的使用与文明的兴盛

两河流域及附近地区的考古证实，在伊朗的苏萨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4000年的铜器，在叙利亚阿穆克也发现了约公元前3500年的铜工具。考古发现的两河流域铜器均被证实经历了人工的冶炼和制造。自此，约公元前3500至前3200年期间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下游地区，出现了人类最早的苏美尔文明[1]。埃及地区的考古发现了约公元前3500年人工冶炼制造的铜斧，在西奈半岛提姆那还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冶铜遗址和铜器；随后，约公元前3200至前3100年期间埃及尼罗河地区出现了人类另一个最早的古埃及文明[1]。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约公元前2500年的铜矛[2]；与之相伴，约公元前2500至前2400年期间在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古印度文明。在陕西临潼姜寨出土了约公元前4700年中国最早的人工冶炼和制造的原始黄铜残片和黄铜管[3]，在甘肃东乡林家和青海同德宗日都出土了约公元前3000年人工冶炼和制造的铜刀[4]；约公元前3000年中国的黄河流域开始形成古中华文明。约公元前2550年在希腊迈锡尼地区发现了凿、镊子、矛等早期铜器[1]，约公元前1500年爱琴海地区已出现了古希腊地区的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1300至前1200年，希腊人的祖先多利亚人侵入迈锡尼地区，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并开启了以古希腊文明为前身且延续至今的西方文明。人工冶铜技术的出现及铜器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经济达到文明时代所必需的温饱有余状态，因此铜器是人类进入早期文明时代的必要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铜器技术的支撑下世界各地先后进入文明时代，但冶铜技术的发达程度及铜器使用的普遍程度对早期文明的特征会产生重要影响。古代中国丰富的铜矿资源以及较为先进的高温冶铜技术使得中国出现了极为辉煌的铜器时代。然而早至公元前3000年远古年代的社会经济即使实现了温饱有余也是处于极低的水平；握有先进铜兵器的不同部族很难从族群间的争斗中获利，但争斗可能遭受很大损伤，因此部族间的矛盾和碰撞往往会以协商妥协和寻求融合共赢的方式解决。由此中华文明早期形成了部族间平等和融合、温和逐利的文明特征，并未出现发达的奴隶社会[5]。晚至约公元前1300年古希腊文明形成之初，海上贸易使得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已相当发达；但当时欧洲地区的铜矿资源贫乏、冶铜的高温技术较滞后，使欧洲始终处于铜器不足的铜石并用时代。铜兵器不足使得不同部族间争斗的损伤较低，但争胜后可能获得敌方大量的已积累财富并可奴役敌方族众以获取长期的盘剥利益，因此古希腊的先民多利亚人在打败迈锡尼人并毁灭其文明时不仅掠夺了大量财富，而且使迈锡尼地区的大量族众沦为奴隶。自此以后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出现了发达的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也使早期的西方文明展现出征服、掠夺、奴役其他部族，积极逐利以获取盘剥利益的特征[5]。

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的五帝时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不断融合，约公元前1000年西周执政者打乱原有部族分治的局面，以分封制的模式重新组建诸侯各国，极大地加深了各部族间的融合，从而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融合高潮[6]。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国林立，但各国都自认属于同一华夏民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武力打败各诸侯国并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这时中国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但秦始皇的兵马俑坑中却出土了4万多件铜兵器而鲜有铁兵器[1]；可见过度发达的铜器时代使得秦始皇的军队仍主要借助铜兵器建立了极为强大的帝国，因而中华文明是借助铜器而崛起的文明[7]。因同为长期融合的华夏民族，秦统一中国后秦国的平民和其他被兼并的六国平民均被平等对待[8]；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平民与统治阶层之间。秦帝国建立之前的中国并未长期出现矛盾尖锐的奴隶社会，因此中国社会也未出现具有精神抚慰作用的统一宗教。自秦统一以后，中华文明一旦出现分裂就会导致混乱和动荡，且必会经历战争而重新统一；致使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大多数时间始终保持统一状态，统一也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而且战胜方仍主要以平等融合而非征服的方式对待战败方[9]。

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基于扩张和征服战争而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度，奴隶数量可达人口的40%至50%[7, 10]。庞大奴隶群体对精神抚慰的需求成为了公元初期基督教兴起的重要基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欧洲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古希腊亚历山大借助铁兵器征服了西亚、北非、中亚乃至印度的广大地区；随后古罗马借助其优势铁器技术征服了西亚、北非、欧洲腹地的广大地区。所有这些征服战争都掠夺到大量财富和奴隶，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兴旺，因此西方文明是借助铁器而崛起的文明[7]。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统一的基督教的覆盖下欧洲分裂成众多王权国家，西方进入了中世纪时期。其间，教权、多个王权及王权下的贵族权力互相制约，使得西方难以在大范围内实现单一集权制度。古希腊、古罗马时公民大会与元老院式的有限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在中世纪又以贵族议会等形式延续。历史上这种有限的平等和民主使西方文明圈内能够形成整体的合力，有利于其对外族和异教的扩张、征服、奴役。历史上西方文明的平等和民主制度通常并不会跨越其文明圈，并导致西方社会处理其文明圈内外不同事务时经常采用双重标准，否则将无法确保其借助扩张、征服、奴役来获得盘剥利益。在中世纪教皇的推动下，以十字军东征为代表的征服战争仍延续了西方文明有限平等和民主的特征，即继续对外扩张以获取盘剥利益。十字军东征就是以不平等的方式征服异族、异教，掠夺财物、毁损城市、破坏非基督教文明。

中西方文明的上述特征上的差异在后续的海外拓展过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2.   中华文明驱动的郑和下西洋

中国具有悠久的冶铁和造船历史，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不仅冶铁技术领先世界[1]，而且很多造船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公元339年中国就出现了世界最早使用水密舱的八槽舰，公元417年中国首次出现了以轮代浆的车轮船[11]。到宋代，海船的水密舱技术逐渐成熟与完善，显著提高了航海的安全性[12]。自东汉起中国发展出来的船尾舵、升降舵，及宋代的减摇龙骨等海船结构的设计与制作也领先于世界[13]。自东汉至宋代，中国各种类型舵的组合、多桅杆、多种类型组合风帆的设计与制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12]。南宋时以指南针原理为基础制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量航海罗盘，并掌握了按照海风的方向操作组合舵与组合帆的复杂配合技能，可以在方向不是正顶风的任何方向航行[14]。北宋时所制造海船的排水量已经达到数百吨，船长可达30 m以上，载员数百人；海船的锻打铁锚(图1)可达500 kg[15]，到明代铸造的铁锚则可达几吨[16]。这些都为郑和的远洋航海奠定了基础。根据历史记载，郑和远洋船队的船只数目接近或超过200艘，每次出海的人员达到27000人左右：除各级各部门负责人外还包括操船、导航、通讯、医疗、气象等方面的技术人员，文案、贸易、饲养、厨师、杂役等庶务人员，2万多人的军兵，配备了各种先进的冷、热兵器[17]。根据历史记载估计，郑和船队大船的排水量或许会超过万吨，今天最保守的分析也认为应该达到至少1200 t的水平[16]，无论如何都是当时世界上超大的海船。船队出海装载了大量的瓷器、丝绸、茶叶、药材、铁制工具、金、银、名目繁多的各种工艺品、礼品等货物，以及明成祖朱棣颁发的各种敕令、诏书、印章等。

图  1  《天工开物》锤锚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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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于1403年在南京登基后，继续向南及西洋地区拓展明朝的影响力，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其父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曾说：“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即表示出中华文明各民族平等相处的传统理念[18]。明成祖朱棣基于朱元璋的这种理念，在派遣郑和船队出海之前发布敕令，以君临天下的心态，要求郑和四处宣传中华文化、儒学理念和秩序，并表示“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输诚来朝，咸锡皆赏。”由此表达出明成祖朱棣促进各国社会和谐安定、推动平等交流往来的愿望[16]。自1405年至1433年郑和带领其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每次历时2~3年，前后共计28年，航线遍及东南亚、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沿途往返访问了30多个国家[17]；所到之处以宗主国的身份对附属国宣读敕封诏书、授以诰印、服饰以及大量赏赐和礼品，接受对方的贡物以及回访使团，随后在当地进行货物交易，购置当地土特产，举办佛事活动等。郑和使团虽然军力强大，但并不会主动干预各国事务，任其自己主张。涉及各国之间矛盾或国内动乱时，则以儒学的理念予以协调，平衡各国关系、稳定当地社会。通过下西洋过程中几个事件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理念对郑和行为的影响和约束。

明朝初爪哇国(今印尼爪哇岛)分裂成西王和东王两个部分，1377年西王和东王分别遣使来中国朝贡。1406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到达爪哇东王地区，并不知西王刚打败东王并占据其地；郑和船队170多名官员卸货准备交易时被西王军队认作是东王军队而全部杀害，此事震动了郑和船队。以郑和的军力完全可以平定西王，但考虑一旦如此行事则有悖明成祖的初衷；因此郑和一方面派船急奏朝廷，一方面与西王交涉。西王闻知误杀极为恐慌，急派人向郑和及明朝道歉、请罪。明成祖获知极为震怒，见西王派人一再请罪遂放弃征讨，令赔偿6万两黄金；后西王无力交付如此多赔偿，明成祖也予以减免[18]。随后郑和来到马六甲海峡长期受爪哇侵扰的苏门答剌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其酋长宰奴里阿必丁曾遣使赴明朝寻求保护。郑和到达后即举行仪式封宰奴里阿必丁为国王，展示“不可凌弱”的主张，震慑了爪哇的侵扰[17]。在旧港(今印尼苏门答腊巨港)地区有一个5000多人的海上武装，残暴杀掠、抢劫商船，首领为祖籍广东的陈祖义。明朝多次招抚，陈祖义假意归顺，竟图谋劫掠郑和船队，郑和获悉后一举将其5000多人的海上武装剿灭，生擒了陈祖义[17]。马六甲海峡的满刺加(今马来半岛南)因长期遭受暹罗国的控制和奴役向明朝求助，明成祖封拜里苏剌酋长为满刺加国王，暹罗马上夺走了明朝赐予该国王的诰印。郑和在向暹罗传授制作海盐技术以示帮助的基础上，一再警告暹罗的越轨行为，使得暹罗不得不有所收敛[18]。得到明朝支持的满刺加后来又假借明朝名义向爪哇谋取旧港部分地区，被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阻止，维护了地区的稳定[16]。四下西洋到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时，国王阿烈苦奈儿派兵围困登陆赴约的郑和2000人使团，强行索要财物，遭拒后即派大批军队攻击海上船队；郑和在无法返回的情况下果断率军攻入已空虚的锡兰山王城，擒获王族及大臣，挟持返回船队并归国，沿途锡兰山军队不敢强攻[18]。明成祖经考虑，没有杀被俘获的国王，而是任命被俘的锡兰山大臣们推荐的另一贵族为新国王，同时把国王和大臣送回国，进而避免了锡兰山的混乱，稳定了与锡兰山的关系[16-18]。1407年郑和船队来到古里国(今印度西南科泽科德地区)从事官方贸易，古里国两位大头目带领部下、会计、掮客与船队官员当面议价、定价、写合同成交，后无论货物价格升降，双方都信守合约、公平交易。船队出售丝绸、瓷器等，采购当地宝石、珍珠、珊瑚等，皆以当地金、银币结算[18]。

这种官方携带巨大国家机器推行的下西洋行为包括了宣传中原儒家思想、体现宗主国对藩属国实行的治理管辖、进行官方贸易、平定叛乱匪患、接送外交使团等政府职能，耗费巨大。对于各藩属国的朝贡都需要以“厚往薄来”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通常明显高于朝贡[16]，中央政府传统上并没有在财政上依赖朝贡的理念，朝贡大致只看作是国礼。因此，下西洋是耗费巨大的行程，官方贸易所得的经济收益也很有限，主要是促进了物资互通有无的交流。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仅向锡兰山国佛寺就布施了黄金1000两、白银5000两、各种颜色的绸缎50匹等[17]。明《广志绎》记载，下西洋之初投入700多万两白银，10年后即第四次下西洋归来只剩下百万两[18]。明成祖在温和逐利的儒家思想指导下没有把“利”放在下西洋的重要位置，但巨大耗费使得下西洋的行为长期遭受朝臣诟病，坚持不到30年就难以为继，不得不停下来。但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中没有掠夺、征服的理念。虽历史上东南亚地区时常有排华现象，可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向西洋地区迁移后仍主要是与当地居民融合、共存。

3.   西方文明驱动下哥伦布启动的海外扩张与“五眼联盟”

对文明圈外扩张征服以获取盘剥利益在西方文明的前期发展中已成为常规行为，并得到了其仅局限于文明圈内的有限平等和民主理念的有力支撑。非洲是距西欧最近的大陆，1436年教皇尤金四世宣称非洲人是上帝的敌人[19]，由此埋下了伏笔即对西方文明圈以外的族群都无需平等对待，这也为欧洲沉寂多年奴隶制的复活提供了支撑。1492年伊比利亚半岛上阿拉贡的国王和卡斯蒂利亚的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借助战争赶走了统治当地近800年的穆斯林政权，旋即强令当地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天主教。由于战争的巨大财政消耗亟需得到补充，伊莎贝拉一世被哥伦布的利益诱惑说服，资助他去海外寻找黄金等财富[19]。伊莎贝拉一世与哥伦布随即签署了“圣塔菲协定”，承诺哥伦布可分享所得利益的10%及其他权益[20]。在郑和下西洋于1433年结束近60年后，1492年8月3日哥伦布总共带领了包括各种囚犯在内的90名船员乘三艘木船开始了航程，一艘圣玛利亚号排水仅120 t，其余两艘排水60 t[21]，与郑和的船队无法相比，但开启了欧洲越洋探索和征服的大航海时代。哥伦布于当年10月12日发现北美洲，启动了决定北美历史进程的殖民行动，在第一次北美探险就劫持了十几个印第安人，并最终把6个人带回欧洲。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还炫耀自己性侵当地幼女及西班牙殖民者的类似行为[18]。1494年哥伦布第二次到达北美后对印第安人实施了两次残暴杀戮的征服行动，将大约1600人变为奴隶以从事挖金和种植劳动，其中550人被卖到西班牙，其间葡萄牙已经在使用非洲奴隶；1503年伊莎贝拉一世批准抓获原住民作奴隶[19]。一个参与殖民的西班牙人卡萨斯陈述道，“在这四十年来（自1502年起），超过1200万人(男人、女人、孩子)被残暴、不公正地杀害，死于基督徒的残暴行为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的工程”，“他们闯入村寨，连孩子、老人、孕妇、喂奶的女人也不放过，他们还划开女人的肚子，将婴儿乱刀砍死，就好像是在屠宰关在自己家羊圈的羔羊。他们打赌，看谁能一刀划开男人的肚子”[19]。殖民者科尔特斯率军侵入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墨西哥城)，控制了阿兹特克国王蒙特祖玛二世，随后阿兹特克帝国及其伟大的文明消亡。战争、虐待和严酷的劳役以及从欧洲传来的疾病使墨西哥人口急剧下降。据估计，1521年墨西哥中部原住民人口约为2500万，到1532年该数量下降至1600万，到1568年只剩下260万[22]。征服者皮萨罗率军侵占秘鲁，且俘获了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以索取巨额赎金，在获得赎金后皮萨罗仍把阿塔瓦尔帕处死，印加帝国及其伟大的文明随后消亡。秘鲁人口则从1520年的330万下降到1570年的130万[22]。随后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洲，在美国夺取了广阔经营空间。印第安人数量的急剧减少和相对低的人口密度导致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当时贩卖非洲奴隶不仅合法，而且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由此推动了贩卖黑奴的热潮。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丹麦人、荷兰人、瑞典人、德意志人等纷纷参与到贩运和倒卖黑奴的大规模经营之中。据终止奴隶贸易法规公布时的初步统计，先后有超过4万多次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运送和贩卖，把约1200万黑人运离非洲，仅有约1000万人运抵目的地，恶劣的运送条件和非人的待遇使得大量奴隶中途死亡[19, 22]。面对缺乏劳动力的问题采用黑奴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再次显示出在盘剥利益驱动下西方文明平等、民主的有限性。虽然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终止了一度被西方基督教所宽容的近代奴隶制度，但根除种族歧视仍是今天人们要继续努力奋斗的事业。以上这些事例都显示出有限的平等、民主确保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对盘剥利益的追求，也是其对文明圈以外的外族、异教极为不平等态度的基础。

1588年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639年侵占印度的马德拉斯，1652—1674年经过3次战争打败荷兰。至英国工业革命爆发，英国海军多次打败法国，1757 年占领孟加拉，1761 年攻克印度，1762 年攻占古巴哈瓦那，自此成就了英国的海上霸权[23]，推动了其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历史上，英帝国在海外扩张中展现了贪婪性、暴力性、征服性、傲慢性等基本特征，在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渴求着土地的殖民者们都希望能毫不留情地镇压或屠杀反抗他们的原住民[24]。

在加拿大，蜂拥而至的殖民者破坏当地生态、传播瘟疫、挑动土著间大规模仇杀、强制传教、性侵土著妇女；英国渔民霸占海岸，烧毁土著人传统的森林营地，致使贝奥萨克人灭绝[25]。1755年7月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动用军队驱逐和流放加拿大阿卡迪亚人，然后放火烧掉村庄，拆散阿卡迪亚人的家庭，造成大量阿卡迪亚人的死亡。自1750年起大量欧洲人向北美移民，起初绝大多数为英国人。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经济动荡和工人失业导致向北美移民剧增，到1790年美国白人人口就增至317万，至1860年又有约500多万欧洲人移入美国[26]。美国的欧洲移民系统性地挤占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以从事农业种植和矿山开发。1830年，美国总统杰克逊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以驱赶白人定居者们所需要土地上的原住民，并强行驱赶或杀害抗拒的原住民[27]。“即使是那些行将就木的老年妇女，也得背着沉重的包裹跋涉，她们光着脚，时而走在冰冻的路上，时而穿过泥泞的街道”，大批印第安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或者到达后不久就丧命了[28]。迁移到新保留地后，一旦这片新领地又被白人定居者们看上了，则原住民又必须继续迁徙[27]。18世纪70年代初英国发现澳大利亚，随后大量英国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系统性掠夺和迫害原住民。1813—1815年白人殖民者为了扩大牧场不断侵占土著人居住与生活区域，武力围捕土著，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殖民者常以娱乐的方式射杀土著人，还逼着他们从峡谷的顶端跳下去，或驱赶土著人到大陆内地[29-31]。1857年两个英国人强奸了两名土著姑娘。当夜，赶来报复的土著居民打死包括强奸者在内的几个英国人。随后共计近2000土著居民因此被杀[29-30]。殖民者十分蔑视土著人的生存，1939年墨尔本出版的现代大百科全书把澳洲土著人描述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有很多部落，具有原始风俗习惯，智力十分低下，这个民族在消亡中。”[29]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原有约6000原住民，殖民者对其进行了长期残酷的虐杀，至1888年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女性去世；英国官方的文件则记载，此时岛上的原住民正式被“全部肃清”[30, 32]。1769年10月英国人到达新西兰后，殖民者常常采用诱骗或暴力手段，把一些年轻力壮的土著居民弄到船上作苦工[33-34]。1840年英国派驻新西兰的殖民当局诱使540多个毛利族首领与之签署毛利文本“怀唐伊条约”承认毛利人的一定权利；但英国政府并不给予毛利人所承诺的权利[34]，残酷盘剥毛利人以获取巨大利益，引起极大不满和反抗[33-34]。英军投入上万装备精良的军队镇压，导致毛利人不断战败、丧失土地、人口减少一半以上[27, 33]。

以上所说的英国以及由殖民扩张所产生的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构成了今天所说的“五眼联盟”。当年欧洲大量移民来到居住有大量原住民的地区，以西方文明有限平等与民主为理念系统性地掠夺土地、驱赶和虐杀土著居民直至其数量从居民的主体降低到对社会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的极少数。今天这些欧洲移民仍依靠着其祖先掠夺土地而获得的发展成果，继续享受着早期掠夺带来的红利；然后才开始对残留的原住民作有限的保护，而这些原住民至今仍承受着因其祖先曾被残酷掠夺而导致的恶果。“五眼联盟”对土著居民如今的保护政策并不一定完全意味着其有限平等与民主的进步，而某种程度上在于土著居民目前的数量和对社会的影响变得实在太微弱了，以致无论怎样保护土著居民都无法恢复原有的社会结构。只要当问题涉及五眼联盟所依托西方文明圈以外的范围或涉及超出其控制能力的其他宗教、国家或文明时，其平等与民主的理念往往就消失了，表现出的仍是某种咄咄逼人的掠夺和盘剥特征。与之对应，不是生活在掠夺来的殖民土地上的其他西方欧洲国家，其传统上掠夺和盘剥的文明特征则已经极大地弱化。回顾残酷的殖民掠夺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第24任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面对土著承认道，“我们拿走了传统的土地，破坏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带来了疾病和酒精。我们进行了杀戮。我们将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我们实行了歧视和排斥”，并试图与土著居民和解。其继任者第25任总理约翰·霍华德却拒绝了和解建议，因为他认为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殖民行动是所谓“暴力程度最低的一次”[31]；似乎西方的殖民行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再次显示出英国殖民思想中拒绝与原住民平等相处的傲慢特征[24]。曾大量掠夺他人土地的“五眼联盟”至今仍炫耀其引以为傲的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但平等是民主、自由、人权等一切理念的基础，平等的有限性必然圈定了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可能达到的范围。可以看出，“五眼联盟”所提及人人平等的“人”并不是生物学意义的所有人，因而五眼联盟能以双重标准和不平等的方式从其文明圈以外获得了巨大盘剥利益，且曾表现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土著居民的虐杀。然而，如果观察其对原土著居民今天的态度，尤其观察其处理与文明圈外其他非西方国家和人民关系的行为，至今依然无法确认“五眼联盟”价值观中涉及到的“人”是否已经是指生物学的所有人。由此可见，当跨越其文明圈时还看不到“五眼联盟”国家所展现的价值观有多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内容。

4.   结束语

从理想化的观念出发，平等、民主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由、人权等理念应具有普世价值，这种理念也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地接受和认可。然而，这里所涉及“人人平等”所指的“人”应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所有人。西方文明中，尤其是“五眼联盟”所强调的平等和民主实际上是指对其文明圈有限范围内人群所持有的平等和民主。西方文明尤其是在海外扩张时期所表现出的有限平等和民主的本质，包括利用在其有限范围内的平等与民主所形成的合力以更高效的不平等、非民主方式对该有限范围外其他族群进行征服和掠夺，以获取巨大的盘剥利益。在历史上，西方文明从未追求过理想化的平等、民主，如果没能长期获取巨大的盘剥利益也不会有今天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欧洲地区的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文明行为中，其不平等、非民主方式的征服和掠夺的特征正日益弱化。一方面，与中华文明族群平等的理念相反，拒绝给予其文明圈外的国家和人民以国家间的平等与民主，坚持不平等地对待圈外的其他文明；但其由历史传承而来的傲慢和优越感在今天实际上已显示出了很大的盲目性。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决定开拓、进取、创新是其极为重要的文明特征，因此也促成了由西方文明引领的全球工业化过程和现代化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大量学习和汲取了西方文明的种种精华，并与中华文明刻苦、勤奋的特征结合，才使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西方文明应该平等相待、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只有全世界不同文明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获得共同的繁荣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明所追求的伟大复兴。

来源--金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