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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发布日期:2024-03-11 15:51:21【
摘要: 金属器具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且提供了便于人类互相争斗的新型工具——金属兵器,因此在人类文明时代大规模战争频发。铜器时代发达与否对中西方文明的特征及战争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有重要影响。西方文明早期以追逐盘剥利益为特征之一,普遍实行奴隶制度,并推行对外扩张和征服的战争策略,其爆发战争的规律可以借助“修昔底德陷阱”描述。中华文明以族群间融合和温和逐利为特征,对周边民族也多采取融合的策略,未出现以奴隶制为主要经济支撑的社会制度,并主要推行保持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内敛型战争策略,其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规律可以借助“分裂陷阱”描述。


人类是以社会形式生存的物种,追逐利益以实现更好的生活是人类的天然本性。冶铜技术的出现与铜器的推广使用大幅度提升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使生活变得温饱有余并能积累一定财富,因此铜器推动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1]。人类的劳动能力维持自身生存有余以及财富的积累,为以逐利为天然本性的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高效获利和发展的机会,即征服其他族群以便掠夺其积累的财富、盘剥其多余的劳动能力。这种类型的高效率获得的利益可称为盘剥利益。

在此之前,以磨光石器为工具的野蛮时代,人们为温饱而奋斗,在维持自身生存之外并没有显著的多余劳动能力和财富积累,因此不存在获取盘剥利益的基础。不同族群之间可能会因领地或资源而发生争斗乃至借助劳动工具的械斗,但其目的往往只在于把对方赶走。但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社会不同部族之间就出现了征服与反征服的对抗;战争就成为了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不同族群之间以暴力手段处理相互利益关系的一种新兴且重要的交往形式。为了更好地达到战争的目的,人类主要以原有狩猎工具为基础,利用铜器精巧、轻便、坚韧、耐久等众多优点发展出了专门用于战争的器械,即特别便于杀伤他人、保护自身的铜兵器,之后又制出了各种类型、更适用于战争的铁兵器[2]。由此可见,金属的使用不仅显著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人类为争夺盘剥利益而争斗的能力,从而导致大规模战争频发。

观察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可以发现,冶铜技术的发达程度与铜器使用的广泛程度对各文明的战争形态和文明特征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华文明地区充足的铜矿资源和良好的冶铜技术造成了高度发达的铜器时代,但较早进入文明时代及发达程度相对较低的生产力导致了中国各族群间力争避免战争、尽量保持共存和互相融合的文明特征。欧洲地区贫乏的铜矿资源和滞后的冶铜技术造成了低迷的铜器时代,使得西方文明的萌生延后了约千年;因而,当时发达程度已经较高的生产力、丰厚的已有财富积累导致西方强盛族群更倾向于借助扩张战争来征服和奴役弱势族群,获取更多盘剥利益[1]。因此,西方文明早期形成了发达的奴隶社会;但中国主体族群虽有奴隶现象,却未曾发现以奴隶经济为主的奴隶社会[3]。分析历史可以看到金属对战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华文明是借助铜器而崛起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是借助铁器而崛起的文明[2]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地区,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希腊人的先民灭亡了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后发展出了作为西方文明起点的古希腊文明,并随后延续至今。这里的西方文明指:起源于古希腊,经古罗马的传承而遍及欧洲腹地,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主要由西罗马帝国所涉及西欧的众多民族共同发展起来的文明,或称为基督教文明;这一文明后来还扩散到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宽泛地讲,基督教文明还应该包括东罗马帝国所涉及以基督教中的东正教为主要宗教,由东欧、南欧众多民族共同发展起来的文明。

希腊人的先民多利亚人在侵入迈锡尼地区[4]、毁灭其文明并建立古希腊文明之初就把大批被征服的族群强制变为奴隶,从而建立起奴隶制度,只有征服者族群内部的“公民”间才保留有限的平等权利;因此,奴隶制是西方文明借助扩张、征服获取盘剥利益的重要特征,这一制度也维持到后续的古罗马时期。古希腊时期邦国林立,其中最主要的斯巴达和雅典两个城邦的人口中约有50%为奴隶,公元前43年古罗马人口中也有约40%的奴隶[5-6]。为扩大盘剥利益规模,古希腊和古罗马均不断发动征服异族的扩张战争。古希腊北部马其顿王国控制了希腊各地后于公元前334年至前323年发动向西的征服战争,先后征服并占领巴勒斯坦、埃及、波斯等地,直至印度河地区,沿途焚毁波斯都城、掠夺大量财富和奴隶。随后,古罗马利用先进的铁兵器并借助扩张战争征服了意大利、北非、马其顿及希腊各地、西班牙、小亚细亚西北部、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不列颠、毛里塔尼亚、罗马尼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拉伯半岛北部直至波斯湾等广大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图1)[7];征服异族的战争使古罗马同样掠夺到巨额的财富和极大量的奴隶[2]。为应对过多的被征服地区,古罗马还建立了众多行省,以每年向行省收取大量赋税和徭役的形式攫取盘剥利益。古罗马的强盛代表西方文明的崛起,其借助征服战争获取盘剥利益也成为了当时西方文明的一个特征。

图  1  借助铁兵器的扩张战争而建立的古罗马帝国版图

自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是西方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奴隶制被废除。西方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对异教族群却表现出征服和奴役的面貌。典型的事例就是中世纪基督教对异教的十几次十字军东征。十一世纪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基督教把矛头指向穆斯林,鼓动欧洲各地的基督徒组成十字军东征,“通过展现武艺来得到救赎”。1099年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后展开了残酷的劫掠和屠杀,1204年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后同样展开了劫掠和屠杀[8]。十字军东征使得基督徒们掠夺到了大量的财富和利益。1436年教皇尤金四世宣称非洲人是上帝的敌人[9],自此开始了西方文明对非洲人和北美印第安人的征服、奴役与盘剥。中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创新、启蒙运动、政体演变、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变革转入近现代,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从而确立文明圈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同时借助大航海时代开始了广泛的海外扩张,在文明圈以外的非洲、美洲、亚洲、澳洲等全世界范围建立殖民地并向海外大量移民,征服、杀戮和奴役土著居民以获取盘剥利益;对文明圈以外的族群恢复了奴隶制,大量向美洲贩运非洲奴隶,获取巨额利益。十八世纪中叶,北美的欧洲移民与其宗主国英国的矛盾激化,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为争取平等权利,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这里的人显然指西方文明圈内的人,因为当时贩卖奴隶和盘剥奴隶的劳动都是合法的,美国独立战争完全不触及奴隶制。综上可见,西方文明的历史中一直保有某种平等的理念,但这种平等是极为有限的,且只保留于其族群圈或文明圈内;超出这个范围平等就失效,否则无法保证以不平等的方式获取盘剥利益。表1归纳了历史上西方文明平等观念有限性的表现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历史上西方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观对待其文明圈内外不同人群时一贯的双重标准。西方文明对文明圈以外经常以发动战争的方式攫取盘剥利益,例如古希腊的征服战争、古罗马的扩张战争、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工业革命前后在全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战争,也包括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发动的多次侵略和征服战争。在亚洲地区,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日本推进脱亚入欧的政策[10],积极学习和效仿西方文明,对外扩张以获取盘剥利益;日本对华赢得甲午战争并获得巨额赔款,证明了其在对外政策方面学习西方文明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表  1  历史上西方文明平等观念有限性的表现
大致年代与地区 平等理念 获得平等权力者 被排除在平等之外的主要族群
古希腊 公民人人平等 本地平民 奴隶、非本地平民等
古罗马 公民人人平等 本地平民 奴隶、被征服地区族群等
中世纪欧洲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天主教族群 非天主教族群等
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欧洲族群及其移民 非欧洲族群、奴隶等
建国初期的美国 人人生而平等 欧洲移民 印第安土著、非洲奴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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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圈内各国之间也会因利益冲突或为瓜分盘剥利益而爆发战争,包括古希腊时各城邦之间频发的战争、中世纪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划分世界时的冲突[8],以及近现代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等[11]。但最典型的实例还是由西方文明圈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历世界大战教训的西方文明圈,尤其欧洲国家逐渐认清了过度追求盘剥利益导致大范围战争的危害,其追求盘剥利益的特征逐渐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督教开始逐渐转变观念,尝试平等对待其他宗教;全世界范围也广泛展开去殖民化运动,大量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奴隶制、种族隔离制等不平等制度也被取缔。但真正实现跨越文明的人人平等仍是人类需要长期努力奋斗的目标。

中华民族是指在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众多现代民族的共同体,以中华民族为载体演变和发展的文明即为中华文明。约公元前3000年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由于成熟的铜器技术使战争易于引起较大的杀伤,各族群间会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斗或战争,由此形成了各族群间倾向于共存和互相融合的早期文明特征[1]。五帝时代末期夏后氏首领禹负责组织已实现初步融合的中华各部落族群共同治理严重的洪水。禹先后花费13年时间,走遍各部落水患之地抗灾,最后终于共同战胜洪水,增强了夏时期各部落相互融合的凝聚力[12]。后来的商、周时期,成为领导族群的商、周等族众都认为自身是夏族的一部分[13],可见当时各族群间理念上已经深入融合,统称为华夏族。西周政权建立后不久即打乱原族群结构,以分封制的模式让各族群混合进入封地居住[3],促进了不同族群血缘上的融合。但是,分封制造成了在一个已经融合的民族内形成许许多多独立的诸侯国,由此导致后来各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战争,以及长期而严重的内耗,不利于华夏族的稳定发展,因此战国时期出现了追求民族统一的倾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主要借助铜兵器以战争的方式战胜其他各诸侯国从而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期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秦帝国[2]。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秦始皇发动的战争不是征服异族的战争,而是在同一民族内部实施的统一战争,因此秦统一中国后秦国的平民与其他被统一的诸侯国的平民具有平等的权力[5],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奴隶制度[3]。随后的西汉帝国加强融合和统一,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本格局已初具规模,华夏族也以朝代的名称改称为汉族[13],中华文明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强盛时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此后中国内地与西域地区建立了长期和平的交流和贸易往来,并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进行管理,随后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图2)[14]。其间西汉中央政权并未过多干预西域各国的内部事务,也未对各国大肆盘剥。在汉族地区发达文明的影响下,公元前130年今贵州省内的夜郎及周边部族归附汉朝[15];公元前128年东部高丽地区秽貊族首领南闾率28万人归附汉朝[16];公元48年南匈奴归附汉朝。这些归附的民族后来很多都融入了汉族。由于汉族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先进,这些融入过程基本都是单向的少数民族向汉族的融合,但也使得汉文化中新增了各少数民族的某些特色。自此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都是采取融合而非征服的方式处理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

图  2  以借助铜兵器统一中国的秦帝国为基础而建立的西汉帝国版图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至公元1911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中国经历了2100多年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时期。一个朝代的灭亡往往会导致分裂与混战,甚至是长期的政权分裂:如东汉灭亡之后的三国约46年分裂、西晋灭亡之后的南北朝约265年分裂、唐灭亡后的五代十国约53年分裂、北宋灭亡后南宋与北方多个政权对峙约149年等都是较长期的政权分裂时期。较长时间分裂的结果就是对峙和混战、巨大的经济损耗和社会的不稳定。但是,保持统一的时间仍超过了1600年,占据了大多数时间。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统治者都会努力追求国家统一而避免分裂。表2以举例的方式给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分裂后努力再造统一的政治人物,由于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统一意志的不懈努力,分裂状态很难长期维持。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出现了最长的分裂阶段,但同时有更多的地方统治者,不怕一再失败,前仆后继地尝试重新统一(表2),体现了中华文明强烈的统一意愿。

表  2  为统一而努力的中华民族历史人物举例
朝代 历史人物 民族 年代/公元年 统一结果
秦始皇嬴政 华夏 前221年 秦朝统一
西汉 汉高祖刘邦 前202年 西汉统一
东汉 汉光武帝刘秀 25年 东汉统一
西晋 晋帝司马炎 266年 西晋统一
隋文帝杨坚 581年 隋朝统一
唐高祖李渊 618年 唐朝统一
北宋 宋太祖赵匡胤 960年 北宋统一
元世祖忽必烈 1271年 元朝统一
明太祖朱元璋 1368年 明朝统一
清爱新觉罗皇太极 1636年 清朝统一
曹魏 魏王曹操 220年殁 未成功
蜀汉 蜀丞相诸葛亮 234年殁
东吴 吴大帝孙权 252年殁
前秦 宣昭帝苻坚 383年败
北魏 孝文帝拓跋宏 鲜卑 495年败/497年胜
后梁 梁武帝萧衍 528年胜/529年败
南陈 陈宣帝陈顼 573年胜/577年败
北周 周武帝宇文邕 鲜卑 578年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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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4年唐朝击败吐谷浑的侵扰后为安定西域地区根据民族、民俗特征推行地方自治性质的羁縻府州制度。其中,安西都护府设立后因吐蕃的侵扰而三度陷落,但唐朝三度恢复设立,体现出唐朝对巩固帝国完整统一的决心和意志[17]

1680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横扫南疆地区,并谋取沙俄的支持;清康熙帝自1690年至1697年三次率军亲征并最终剿灭噶尔丹[18];1783年清乾隆帝把新疆全部纳入直接管辖范围[19]。1867年新疆地方首领阿古柏宣布成立洪福汗国,并得到英国和沙俄的支持,沙俄还出兵占领了伊犁;1875年刚刚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且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国力衰竭的清政府仍派左宗棠赴新疆平叛,于1878年全部收复新疆[20],可见清政府对新疆地区版图完整统一的执着追求。

1247年吐蕃的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统治者达成吐蕃归附协议,吐蕃正式纳入元朝中央管辖。1717年叛乱的准噶尔部出兵进攻西藏,清随即出兵,1720年与藏军配合击败准噶尔部;随后清政府派军驻藏,开始主持西藏的地方管理,并建立了一系列西藏地方管理制度。1791年尼泊尔地区的地方武装入侵,1792年两广总督率清军入藏,平定了入侵,保证了西藏地区版图的完整统一[21]

自南宋开始在台湾驻兵[22],元已有两岸商贸往来;1622年荷兰人进驻台湾开始殖民统治,1661年郑成功组织水军从厦门、金门出发击溃荷兰军队,迫使荷兰殖民者投降,收复了台湾。1683年施琅率水军攻占澎湖并劝降台湾,1684年台湾纳入清朝版图,重现版图的统一[23]

中华文明历史上的统一大多涉及中华民族范围内的融合统一,相应的统一战争也都不具备征服异族和获取盘剥利益的内涵。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中、西方都是如此。但文明背景不同,历史上诱发大规模战争的主要或经常性原因也有明显差异。

古希腊历史学者修昔底德亲身参加了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期间以雅典城邦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城邦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24],并在战后撰写了一本书,称之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修昔底德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修昔底德的这一陈述被当今部分西方政治学者转而表达成“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僵化的理论,即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25]。显而易见,修昔底德陷阱是以西方文明为背景为扩张而实施的征服战争,其核心特征在于争夺盘剥利益。这种陷阱不仅出现于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之间的争霸战争,而且也呈现于近现代以来诸如[26]十六世纪西班牙与英国、十七世纪英国与荷兰、十八世纪英国与法国、十九世纪初法国拿破仑与欧洲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德奥为主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美为主的协约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德意日为主的轴心国和以美英苏为主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二十世纪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等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争霸或争霸战争。这里出现的具有争霸性质的战争,均涉及宽泛西方文明圈的范围,与中华文明无关。

中华文明的融合以及非扩张的特征使其通常以温和的形式谋取族群利益,不具备追逐盘剥利益的特征,因此修昔底德陷阱论无法描述中华文明历史中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战争的原因往往是中华文明圈内分裂出多个大的割据政权,这种分裂的状态一定是不稳定的,并最终会导致统一。统一有时可以以和平方式实现,但战争往往无法避免。统一是在融合的非常好的中华民族范围内实现,因此无法出现对抗统一的致命障碍。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可以看出,分裂经常会成为战争的陷阱,或称为中华文明特有的“分裂陷阱”。由此可见,当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出现战争风险时,文明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一定不是挑起战争的一方;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也不会惧怕或回避为确保国家完整统一的战争。

文明时代金属的广泛使用导致了兵器的出现和战争的频发。在以追求盘剥利益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世界里,为争夺霸权经常引发扩张战争,导致战争的规律可以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以追求统一为特征的中华文明范围内,大规模的战争往往涉及文明圈内的统一,导致战争的规律可以用“分裂陷阱”描述。



来源--金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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